束夢閣

　　歐洲與東亞的交會，課上使用文本為「Matthew Craske, Art in Europe 1700-18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Introduction’, pp. 7-12.」、「Mary D. Sheriff (ed.), Cultural Contact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an Art since the Age of Exploration (The Un 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Introduction’, pp. 1-16.」、「Michael North (ed.), 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1400-1900 (Ashgate, 2010), ‘Introduction’, pp. 1-8.」、「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1993), Ch.3, ‘The Pleasure of Life: Rococo Chinoiserie in France’, pp. 59-87.」、「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1993), Ch.5, ‘No Small Spice of Madness: Rococo Chinoiserie in English Interiors’, pp.123-149.」五篇文章為例討論。

　　專書介紹時，個人選用德國學者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Trubner & Co.,Ltd. 1925)一書進行簡介。

　　文化交流史為近來學術研究的「顯學」，無論是從藝術、器物、語言、科技等，大至思想層面，小至飲食風俗在各國家、民族、文化體系、文化圈中的異同，皆為各個學科致力研究的方向。

　　然而，人類社會是多層面的，特別是在進行藝術研究時，縱使是單就某一器物的形制比較討論時，往往仍不可忽略當時的科技水準、原料取得，乃至於思想或意識形態、文化語境等等在工藝品製造時的影響。也因此顯示出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困難：這不僅是跨區域、跨文化，另外在學術領域層面亦跨度廣博。

　　從事這方面研究，勢必同時對所牽涉到的知識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譬如在王次澄老師課上，老師曾提到編撰《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系列書籍時，對於古中國的建築營造（法幢寺）以及古中國船艦零件各細節都需要重新學習，才能在描述上有更準確的剖析。而王老師本身也並非是學習藝術或建築、船艦等專科出身的，卻似乎能夠有更宏觀的視野、更靈活的思考方式看待這批埋藏在大英圖書館裡的清代外銷畫，實在是令人欽慕萬分。王老師在研討會上也提及未來希望針對外銷畫中的「花草」畫像能夠有進一步的整理，想來王老師必定將在植物學方面有更多的涉獵。

　　不過，由不同領域切入藝術領域的論述，是否皆能帶來正確或正面的影響？在Adolf Reichwein一書中，固然因為成書時間過早，因此許多觀念似乎已不適用於現代，且就其成書背景推測，似乎含有極濃厚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意識，一方面承認法國在十八世紀吸收中國文化的成就，但更多的是提及德國並不遜於法國，甚至在製瓷、仿中式建築、儒學的學習上更勝法國一籌，至於英國，雖有所提及，但甚少深入；事實上，不光是Adolf Reichwein的創作如此，縱觀各國學者在研究Chinoiserie之課題時，或多或少都加入了自己國族的本位主義（當然更大的框架是歐洲中心主義），雖然英國與法國的Chinoiserie似乎表現地最為明顯，然而我所好奇的是，十七世紀曾使文藝復興萌芽、身為歐洲藝文中心的義大利地區，義大利商人對中國的熱愛淵源甚早（如最著名的威尼斯商人Marco Polo），對亞洲的接觸也透過與鄂圖曼的商貿與戰爭而相當密切，但是在Chinoiserie這一塊似乎表現不如英法，究竟是因為義大利確實因為固守著本國希臘羅馬傳統而對Chinoiserie興趣缺缺，還是因為由於英文及法文的研究成果過於龐大，淹沒了義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地區的表現；正如老師在課堂所問的，「那麼，美國呢？」

　　美國的獨立當然已在十八世紀晚期，但在北美十三洲時代，甚至英國與荷蘭展開美洲爭奪時，可以想見北美東部地區受到英國及荷蘭、法國的影響，對於遠東的物質與文化應該有所接觸；以范伯覽（Andreas Evera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晚年攜帶大批中國文物至美國定居，甚至營造中式花園別墅以宴賓客飽覽來自中國的奇珍異寶來看，倘若北美殖民地社會在當時對Chinoiserie沒有相當程序的瞭解，甚至熱忱的話，范伯覽應當寧可選擇回到荷蘭，否則帶上大批中國文物在費城展覽，豈不是對牛彈琴？由此可見，美國也有相當程度的「中國熱」才是。當然，某種程度來說，「美國」這個國家的誕生，本來就與中國有著密切關聯（波士頓茶葉黨事件），然而美國的Chinoiserie研究似乎也被英法的觀點所淹沒。

　　至於中國大陸對於Chinoiserie更是受限在民族情緒與意識型態，使得所謂的學術研究往往看似為「政治正確」的延伸。

　　除了國家意識造成的問題外，研究的對象似乎也集中在瓷器、漆器、壁紙、包裝紙（十九世紀浮世繪）等物品自遠東輸出，進入歐洲引發一連串對器物、傢俱擺設、建築式樣的中國狂熱（或能更廣泛地說，東亞狂熱），然而倘若Adolf Reichwein在書中引用一些教士的批評是可信的話，歐洲許多較高級的知識份子應當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器物並不是真正的藝術品，而是算工藝品甚至是日用品；中國真正的藝術與審美意識，如「氣韻」、「逸筆草草」，難道真的完全被歐洲人所忽略？翻譯的落差或許是個嚴重的問題，不過在Adolf Reichwein書中舉證當時的美學家C. S. E. Hirsohfed對中國園林各個細節表達出「莊嚴」、「恬靜」等對應，似乎因為中國哲學在十八世紀與瓷器、絲綢同時進入歐洲，一些類似中國美學的品味、審美觀也可能進入了歐洲。Adolf Reichwein雖然不斷試圖將Rococo的曲線、不對稱、紛雜與老子的「無為自化，清靜自立」連結在一起，可惜因為在論述上沒有較為仔細的邏輯推演，因此無法採信，但確實是一個可思考的問題：在Rococo之後、新古典主義之前，Siméon Chardin (1699-1779)、 J. B. Greuze (1725-1805) 等有別於Rococo柔美甜膩風格，強調道德教化與理性樸實的畫家，一般被認為是受啟蒙時代崇尚理性與道德學說影響的畫家（當然這樣的論述是十分含混的），並為新古典主義的興起預先鋪路；然而，倘若啟蒙是受中國哲學影響，是否也可能推測一些畫家也可能受到中國美學的影響？如果能找到這其間一些關鍵且不可動搖的證據，新古典主義單純由希臘、羅馬傳統的源起說，可能就會有極大的轉變吧。

　　2012/03/31‧「十八世紀藝術史專題」課堂討論之一

　　2012/10/05 08:18‧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