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夢閣

　　回到臺灣後，大概花了三天調回時差。

　　就知道我初到倫敦，落地後不到12小時即展開正式的學術參訪之旅，是如何地生不如死。

倫敦與臺灣相差7小時，而又與中歐差了1小時。抵達倫敦的第一天就寢前，臺北已經早上七點多，恰好可以打通電話回家；不過國際電話太貴，我也沒買漫遊卡，於是多是以簡訊通知家人自己的行蹤。

　　至於上網，只能碰運氣了；Tate Modern有免費的網路，而印象中其他美術館大概都要加入它的會員或什麼的。在倫敦，宿舍有網路線，但沒有無線網路，於是有需要的人都只能跟婉馨借；我在牛津的最後一晚也跟她借過。不過在牛津的宿舍，網路就不是免費的了，而是一天3英鎊左右。

　　在阿姆斯特丹及巴黎的旅舍，都有免費的網路。不過卻沒多少時間上網。

　　就算真的用手機連上了線，也只是刪刪電子信箱的垃圾郵件罷了。

　　沒有網路的生活，意外地清閒。

　　自大三之後最要好的朋友，大概是賴劭了吧，高一的同班同學。研究所之後，幾乎每天都會用即時通連絡。而在即時通使用率越來越少的現在，我的好友名單會亮起來的帳號，大概也就屈指可數那麼幾個。

　　然而，用手機打即時通相當不方便，於是在歐洲也就只有利用網路聯絡過幾次。

　　在臉書上看到同學的朋友在她的頁面上留言：今日的我在跟昨日的妳講話，有沒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事實上，在歐洲，我不時都會感受到這種穿越時空的時差。

　　對歐洲的認識，一半出於轉述，一半出於想像。親身走進歐洲，自然會產生認知落差。不過，歷史系畢業的我，歐洲的文化，雖然不能說是瞭若指掌，但也已經相當熟悉了。

　　以實際體驗而言，就是：幾乎感受不到什麼文化衝擊。彷彿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跟牛津，就該是這副模樣。

　　不過，相對於倫敦，巴黎比較讓我失望。

　　巴黎的一切都相當殘破、骯髒──與想像中的巴黎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因此才會有下面的文章〈巴黎蒙難記〉，詳述巴黎的陰暗面。

　　至於倫敦，只是讓我迷惘在維多利亞時代輝煌的遺跡中。

　　日不落帝國已經消失了。這是再確切不過的事實。但英國似乎還做著強權的大夢。

　　不參與歐盟及歐元區、不簽申根條約，甚至在地鐵也清一色只有英文──比起在大站至少會有英文廣播的法國地鐵還要傲慢。

　　在倫敦的街頭，處處是鮮艷的米字旗，也許與女王登基六十年及奧運有關，但總讓人覺得，這些旗正飄飄的景況，是不願拋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

　　於是我感受不到落差──在歷史課本上讀到的倫敦，以及現代的倫敦，似乎沒有改變──但是，在全球的運轉上，英國與世界似乎有著兩個世紀的時差。

　　我們在倫敦的街頭看到許多撐拐杖、帶高帽、抽著煙斗的白髮紳士，也有看到穿著蘇格蘭裙，自豪地在柏油路上邁開大步的老翁，更不乏穿著正式、華麗，用覆蓋著白套的手撐著遮洋傘的婦人。那些人不是在拍古裝劇，而是他們依舊活在那個年代。

　　當然，年輕人的衣著就沒這麼拘謹了。但他們的表情仍舊緊繃，他們的背脊依舊挺立──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與淑女在行走時，只有下半身在運動；上半身是不會動。

　　而這麼大群的英國人趕著上哪去呢？答案是：逛街。

　　特別是在科芬園，絲毫感受不到歐債風暴的影響，街上一片欣欣向榮，人往熙來，好不熱鬧，有如工業革命肇始之時的繁華景象──這也是錯覺。

　　雖然街上的人多，但商店中卻見不到半個顧客；商店的廚窗都大大貼著「-20%」、「-30%」、「-50%」，但就是不見有人進去消費──除了我們班早已為撿便宜而蠢蠢欲動的少女們。

　　繁榮的蕭條、強盛的積弱──十九世紀的美好過去與二十一世紀的殘酷現實，英國的時差不知何時才會克服。

　　至少不會是靠三天昏睡就能達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