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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nton W.A. Boschloo《The Limits of Artistic Freedom: Criticism of Art in Italy from 1500 to 1800》〈Caravaggio and the “copying of nature〉及〈The Bamboccianti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anal in painting〉兩篇,雖然本書是整理就畫作上進行區隔的藝術評論,但不難發現在評論當中的立場仍是非就藝術論藝術,而是有社會史的脈絡可循。

  大抵言之,十四、十五世紀起,藝術作品──或以更不含混的概念,「純藝術」(fine art)一詞代之或許更為貼切──開始有了較為獨特的地位,特別是一些類門不再被視為工匠產品,有些藝術家也「自覺地」與工匠分流;就宏觀歷史角度來說,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歐洲確實是一個舊有體制崩潰、新體制逐漸重構的社會:五世紀以後的歐洲,籠統地說,是建構在神權與封建之上,過去史家慣稱為「黑暗時代」(Dark Ages),至十四、十五世紀起,海上貿易興起、城市脫離莊園領主控制,地動說、天體運行理論、地理大發現動搖羅馬教廷威信,並非專研於神學的知識份子:科學家、人文學家、醫學家、法學家等帶來新的視野與觀點,商賈、富豪用金錢取得與王公貴族同等地位。歐洲社會開始從「黑暗時代」甦醒過來,封建制度鬆動、教宗勢力衰頹、城市經濟興起、中產商人出現,到了十六、十七世紀,舊有社會階層與新興社會階層的矛盾日益;相對於「黑暗時代」強調「團體」(莊園/封建/上帝子民),文藝復興之後更偏向「個人」,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重視差異性(地域/社經身份/種族),於是,反映在藝術上面,我個人以為,用「市場區隔」的角度切入或許更方便解釋。相對於舊有階層(國王、領主、僧侶、農奴),新興階層(商賈、學者、自由民)或許希望能夠突顯自我品味的不同而刻意營造藝術市場的區隔,而藝術市場區隔則造成藝評家往往不得不脫離純粹的藝術評比,而是從現實社會的考量對藝術家及藝術作品針砭褒揚。

  以上皆為我個人之假設,未來若有進一步資料的佐證或許能夠加強此命題的確立,或是駁回此粗糙的個人想像。


  Caravaggio,雖然一般慣稱為「自然」,但與真正的「寫實」仍有很大的落差。總的來說,「自然」只是為了對應「非自然」──也就是,拉斐爾以來的「人為唯美」,以及文藝復興晚期出現的「矯飾主義」和所謂的「巴洛克」──「粗糙變形的珍珠」,當然,巴洛克是後世的稱呼,Caravaggio的「自然」或許也不是本人所定義的詞彙。

  Caravaggio的風格在當時橫掃義大利的畫壇,除了粗劣的模仿者眾之外,可以想見對於堅守拉斐爾式唯美的畫家生計必然產生衝擊,於是,在同時代的藝評當中,或多或少可以判斷他們並非因為Caravaggio風格真的「不得體」或「傷風敗俗」,事實上,Caravaggio本人的成就是不得不被肯定,但因為他對於傳統/非自然/人為唯美/「古典美」畫家的衝擊,使得藝評家不得不就其他方面對Caravaggio提出非難。最方便,或者說,亦是事實的途徑,是新興階層對於Caravaggio風格的偏好,特別是因為初期資本主義出現、新世界貿易路線、銀行與匯票體系建立,使得商賈/暴發戶介入了藝術贊助的機制,於是造成所謂Caravaggio風格的「粗劣模仿者作品」充滿藝術市場。藝評家站在舊有/既有社會階層立場,把握了這種態勢對Caravaggio大肆批判。當然,站在新興階層立場的藝評家及藝術家極力袒護Caravaggio,亦是可以理解的。

  同樣的,當Bamboccianti作品充斥市場,亦會遭到傳統藝評家的反彈。姑且不論Bamboccianti的藝術價值為何,但因其詼諧、庶民題材,且多多少少與Caravaggio風格沾得上邊,價格又相對低廉,而在當時市場上蔚為風潮。Bamboccianti所拉攏的應該是沒有素養的暴發戶或愛好新奇的一些貴族,雖然很難說因為少了他們的購買,對傳統/古典美的畫家收入有多少影響,但想必在後者眼裡,必然會認為Bamboccianti根本是擾亂市場平衡的藝術流氓。

  而就社會上的影響,雖然我在課堂上舉過一個不得體的例子,但我想以「日本動漫」與當代藝術的可能會更為貼切一些。日本動漫長期被認為是次等的、次文化的、不入流的,甚至每逢動漫展覽舉行,必然會被媒體冠上「色情」、「敗壞風俗」的標籤,但是有著動漫元素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堂而皇之地被請到了美術館中。當然,因為歷史尚未定論,我們不敢斷言動漫是否會由次文化轉變為主文化,但它在現代確實有著跟Bamboccianti類似的爭議性。歷史的論述,本就是成王敗寇,Bamboccianti因為後繼無人,未能在當時成為風格而與所謂「巴洛克」的主流分庭抗禮,於是在藝術史上沉寂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回頭看Bamboccianti,是否還能從中發現出它們的藝術價值?亦或只是做為一段十七世紀畫壇其他面貌的歷史價值而已?相信這會是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Mirka Beneš〈Pastoralism in the Roman Baroque Villa and in Claude Lorrain: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Roman Campagna〉與Stephen D. Borys〈Documenting and Collecting Ruins in European Landscape Painting〉分別討論了田園風/牧歌風與羅馬遺跡在十七世紀風景畫的獨特風貌。

  關於田園風,固然脫離不了許多農業經濟方面的問題,雖然我想分享有關這方面我過去兩萬多字的報告成果,但受限於字數以題目方面只能暫且割捨這股有如見到老朋友般的興奮之情。

  不過,田園風或許能與Bambocciate並陳討論:Claude Lorrain‧羅倫的風景畫並不真實,Bambocciate也並非呈現農民生活的勞動與困苦,都只是畫作買主用以自娛的消遣;Bambocciate可能是成功的商賈用以自滿脫離了貧農階級,Claude Lorrain的風景畫或許亦是新興地主對於莊園的嚮往或炫耀。

  這其實是反映出繪畫更進一步與世俗結合。Bambocciate的內容不是宗教故實,也非帝王將相,將市井小民呈現在可以永久保存的畫布上,不難想見何以遭受到傳統藝評家的強烈反彈;風景畫,雖然可能還是宗教畫的背景,但更多的是將前景人物角色定位模糊、把空間留給大片自然景色,雖然Claude Lorrain在畫面的營造上仍是充滿著神話般的詩意,但他確實是將以往繪畫中天堂、樂園般的宗教場面轉換成世俗的田園風光,此後觀者的視野不再受限於創世紀般的壯闊雲端或受難時的冷峻山丘,而是能在羅馬郊區找到類似甚至幾乎一樣的景色。

  羅馬遺跡與士紳階級在十七、十八世紀興盛的「大旅遊」息息相關。事實上,義大利一直是歐洲各地人民的主要旅遊聖地──就宗教方面來說。中世紀以來,基督徒為了追求救贖,往往會前往聖地朝拜,義大利身為教宗的所在地,亦是基督教聖人佈道、殉教的重要場景之一,各地旅客往來絡繹不絕;然而,自從英格蘭宣佈成立英國國教、法國王室與義大利各城邦有著政治上的糾葛、日耳曼地區興起宗教改革,十六世紀晚期開始,旅客畏於宗教裁判所及政治間諜的監控,義大利幾乎處於封閉狀態,迨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局勢趨於穩定,往義大利的旅遊才開始恢復。然而,不同於黑暗時代/信仰時代的目的,旅客的眼光不再放在天主教的聖地與聖蹟,而是著眼在古羅馬的遺跡。這當中固然有整個社會文化氛圍的轉變,但我認為,如果不瞭解這段歷史,容易陷入「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突然對義大利感興趣」的誤判,所以特別提出討論。


  2011/11/02,11/16‧「十七世紀歐洲藝術史專題」課程討論文章之三
  2011/12/23 12:00‧整理

  2012/09/20 21:57‧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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