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夢閣

【※此閱讀隨想並非書評，亦不是書籍介紹，只是個人在閱讀作品時夾雜日常生活的感想，與作品內容不一定相關──請別把本文當成評判該作的依據。這就只是一篇帶有讀書心得的普通日記。】

　　忘了是受老師推薦還是在網路書店亂逛之下點購的，我第一次見識到余蓮的文章是《淡之頌》，解釋中國美學的專書；後來又買了《本質或裸體》，一樣是以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式，闡明為何中國的藝術發展走向了與歐洲美學截然不同的道路。

　　這本《功效論》則是與我原本學習的領域──藝術，幾無關聯；是一本純粹哲學的書籍。不過由於前兩本書的印象，我在翻閱之前仍不由得想像它與中國美學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參考過其他美學家（如朱光潛、李澤厚等人）的分析，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中國是否存在著「美學」都是個大問題；而中國對於「藝術作品」（Artworks）的態度，更是相當「務實」的。

　　最明顯的例子，當屬青銅器──如果說西方藝術的濫觴是古希臘的人體雕塑（其原料也是青銅，到羅馬時代轉為成大理石復刻，此後「大理石」幾乎成為西方美術的典範），中國藝術大概能追溯到夏商周的青銅禮器；特別是，象徵保存「正統中國文化」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除了聳立在門口的天下為公牌坊外，就是一尊大大的「鼎」。

　　鼎，恐怕就是中國人「務實」精神的最直接反應：一是，它本身就是具有功能性（functionable）；本來就是某種烹飪的器具，藉由分配食物反應出實質掌權者的地位。二是，它多半只有三隻腳（「鼎」的象形字就是三隻腳），雖然之後有發展出較美觀的四足鼎，但仍以三足為大宗；之後的中國諸多器皿，如鬲、爵，甚至於像桌子、凳子、几台……多數都是三隻腳。為什麼呢？

　　──如果三隻就能立起來，何必做出第四隻？

　　這就是，「功效」；以最小的力量（功），得到最大的利益（效）。

　　當然，如果硬要把這種「節約」套用在其他形式的中國藝術上，或許會有些牽強；畢竟或許我們可以說用寫字的毛筆同時充當繪圖的畫筆，也是功效的表現，但就難以解釋傳統上裝飾繁複的建築雕刻或錦繡圖案（不過，就原初的「手段」來說，中國的建築工法與紡織工藝一樣是非常「務實」的：如果四根柱兩根樑就能撐起屋簷，並用斗拱無限擴充，何必發展出肋拱、飛扶壁尋求上帝關愛的目光？）。

　　但是，這本書並沒有談到中國美術；它集中在哲學──特別是《孫子》與《鬼谷子》各種兵書上。作者也開宗明義解釋為什麼是用戰爭的思考模式，帶出「功效」之論：因為那是處於行動的激進化與極端化。以戰爭思維，或許就能屏除其他華而無實的言語矯飾：畢竟戰爭的結論是最血淋淋的現實。但就我個人來看，以「戰爭思維」作為屏除偽善的雜音，倒不如說戰爭思維就是直接而切實地反映出這個民族的「生存之道」；如果無法在衝突中生存下來，那麼再華麗的辭藻與高尚的道德標準都是虛假的。

　　這不免又讓我想到了經常在生活中看到的現象；譬如，前一些日子某為知名的網路作家，因為看到了一篇國外評論「孔融讓梨」的小故事，而表示「豁然開朗」；詳細的情況暫且不多說，我只想問一句：有多少人真的去查「孔融讓梨」的來龍去脈嗎？如果沒有，那麼任何的評論都「沒有效力」──直白地說就是，廢話。但比起孔融讓不讓梨，我更在乎的是一種現象──即自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之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檢討」，已經轉變為傾向一面倒的「唾棄」。這當然有現實上的因素：畢竟陳腐的中華帝國，就是被西方的船堅砲利打地破破爛爛。在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軍隊、科技、社會型態與金融體系，以及思想模組時，自然會出現西方是「進步的」、「理性的」──從而對比出傳統中國是「落後的」、「迷信的」。

　　西方對於傳統中國的偏見是根深柢固：從著名的迪士尼卡通《花木蘭》中，那隻「幸運蟋蟀」就可以虧見一二；當然還有美國唐人街經常出現的「幸運餅乾」等等。西方人認為中國彷彿是建立在一切都很不確定的「幸運」上，中國的思想是玄之又玄，宛如神秘主義般不可解；甚至，在姚明打籃球受傷，求助於中醫時，也引發西方球迷的撻伐，認為不應該讓重要球員的健康託付給隱諱不明的「巫術」之上。

　　西方一眛地認為傳統中華文化就是「古老而陳腐」、「落後且迷信」──那麼中國人自己呢？

　　好吧，因為基於某些政治因素，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可能並不想被稱為（也不願自稱為）中國人；用個中性點的名詞：華人。

　　華人自己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態度是什麼？

　　很遺憾地，時至今日，可能跟西方人沒什麼兩樣。

　　一個文明的「滅亡」不是種族的根絕，而是思想模式（way of thinking）──更簡單來說就是「核心價值觀」（ideology）的斷裂；就像埃及人自始至終都生活在埃及那片土地，但現代的埃及與古埃及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希臘人也許一直自豪著民主政治啟蒙於古希臘，但古希臘跟現代希臘除了地理位置一樣之外，根本沒有任何思想的傳承。

　　而中國雖然一直以「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自許，但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真的一樣嗎？

　　文化大革命後，共產政權自稱的「新中國」，很明顯地就把傳統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摧毀地一乾二淨；已經沒有中國的核心價值觀，該如何將那個政權稱為「中國」？就好像面對一個因意外而腦部受創、造成個性丕變的人，雖然外貌沒有改變，但內心已經不是我們原本認識的那個模樣，我們還能用以往同樣的態度面對他，還是決定當他已在那個意外中死亡、此刻在眼前的已是完全不同的個體，就是一個極其複雜而殘酷的決定；但如果他無法恢復以往的記憶或個性，宣佈過去的他已經死亡，對我們來說在心靈上更容易解脫。

　　因此，在那片東經73至135度、北緯14至53度的大陸上，中國已經滅亡了；現在在那片土地上的東西叫做共產黨。

　　那麼，那片大陸以外的地方呢？傳統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否還存在呢？

　　顯然它也不存在於臺灣；因為現在的我們跟這個核心價值觀是有「斷裂」的：我們無法理解為何「道可道、非常道」，也不懂怎樣才能成「仁」，甚至把儒家當成文化包袱、舊時統治階級的保護者、違逆世界潮流的老頑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當然，儒家不是百分之百的好；因應時代，它不可能堅持著所有老方法；但同樣的，西方思維是否就是全然正確、引領出光明美滿的康莊大道，也大有可議之處。

　　不過，隨著西方思維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傳統的中華思想就更加變得曖昧而「神秘」──特別是臺灣現行的教育制度更帶給它致命的一擊：是的，我們在學校都被迫背誦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知道《大學》、《中庸》，《論語》也琅琅上口好幾則；但我們真的知道它的意義嗎？知道它行成的背景嗎？知道它的「動機」嗎？

　　更何況，中華思想又不只儒家一派；有關道家，更是一般師生不曾觸碰過的「秘境」。

　　「死背」是最糟糕的教育方式──但臺灣就是偏好此道。背誦只是強行將結果加諸給學生，卻未曾解釋它的由來，就好像《聖經》告訴我們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卻無法追問為何有上帝──於是，它變成了一種欠缺邏輯判斷的「信仰」──或者說，「迷信」，對西方人來說，儒家就是一種宗教，而非一門學問；道家更是一種跟薩滿差不多的玩意兒。

　　我們當前的教育體系已經使我們的思考模式與長我們一百歲的祖先之間有著無法縫補的斷裂；先人們認為再自然也不過的道理，對我們來說可能都是荒誕不經；特別是這一百多年來的衝擊，讓我們相信正是這般「封閉的」傳統文化，讓中華民族成為俎上肉。不過，姑且不論人類，舉凡所有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不會浪費能量進行沒有意義的行為；因此，也不可能出現一種民族是「非理性的」──只是他們的思考模組與我們的認知出現差距。在他們生活的環境，他們的行為絕對是合情合理的，否則他們早就被環境所淘汰了。

　　同樣的，中國能夠存在四千六百多年（大家習慣多補上四百年湊整），傳統的中華思想也絕對不可能「落後且迷信」；只是我們喪失了理解這套思想的語序，就像現代埃及人已經讀不懂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樣。

　　西方學者面對這種問題，遠比中國人來得早；畢竟，在當時中國人雖然瞭解自己，但不懂如何解釋，西方則是必須試圖創造出一種解釋，以瞭解中國。但，也許正是解釋的前提出了差錯，導致後來的理解窒礙難行：二十世紀初幾位對中國有深度探索的漢學家或科學家，都碰到了極為困擾的問題：譬如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即在技術遠遠領先全世界千年的中國，為何沒有出現實驗科學，進而引發產業革命；以及費正清的困惑──面對西方的「衝擊」，為何中國的「回應」卻遠遠不及於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顯得舉步維艱、顛顛簸簸。

　　最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回到他們最初所假設的解釋：傳統中國「迷信」、「懶惰」、「封閉」，「缺乏效率」，使得這個古老的民族趕不上歷史的潮流。

　　特別是「缺乏效率」這一點，恐怕是最難洗刷掉的指控：因為確實，中國並沒有發展出一套看似精準、量化的思維系統，以及明確、消除歧義的行文方式，使得西方的科學思辨可以迅速取代那些艱澀含混的古老經典。於是到了今天，連中國人都無法瞭解中國人了。

　　不過，用「常理判斷」（這也是邏輯的一環），如果沒有科學化的有效經營，中國人怎麼可能統治這片大陸長達數千年？事實上，我們能在史料上發現，清朝皇帝的公文檔案充滿了統計數字，根據估算全國各地的降雨量與糧食庫存量，以避免旱災及水澇造成饑荒──試想那是一個沒有電腦時代，得需要多麼龐大的人力進行這種「科學化的有效經營」，而所謂儒家、法家、道家，更不是紙上談兵的形而上學，它們誕生於中國最動盪的時代，提出的都是最務實的「生存方式」──

　　──特別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特色，或許就是「貪」；大至政治上的貪瀆，小至日常生活中的貪小便宜，回頭看看在臺灣的社會，多數人都是著眼於一些小小的「利己」之行，而枉顧法律規範；譬如，交通上的貪杯、貪快；住在公寓，把鞋子放在樓梯間擋路，也是覺得自家沒擺就算吃虧；買菜，殺了價才抓幾把蔥，而且屁股還緊貼在摩托車上不肯下來，大剌剌地擠入人群之中──貪圖自己的方便；華人無所不貪，臺灣人的海島環境更容易讓功利主義提升到極致。

　　面對這麼貪的民族，上古的哲人們從來也沒要大家「戒貪」；聖賢不是因為清心寡欲而成為聖賢，而是謀求更大的「利益」──儒的仁義、法的勢術，以及老莊的「道」；中國人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擁有這麼龐大人口的國家，如果每個人都只貪圖自己的小利小益，社會很快就會崩解（現在失去傳統中華文化的共產黨治下，不就正是如此？），所以一定要「利誘」所有人去追求更大的「功效」，而數千年下來中國人也的確取得了平衡：儒家同心圓式的階級系統，用血緣、親情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法家金字塔型的律令制度，以明確的賞罰契約制約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道家則用經濟化的開發策略，釐定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是一個貪到骨子裡的民族、小氣到無以復加的國度，能夠用三隻腳撐起一尊鼎就不會造第四隻腳──我始終相信傳統中華文化最有效率的社會模式──而這本《功效論》印證了我的推想。

　　不過，這也讓人不免有些擔憂──因為「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對於社會發展來說，是最沒效率的──所以中國數千年來，縱使有「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卻不可能發展出民主；將來那片廣袤的土地上能否實現民有、民治、民享，恐怕並不樂觀；不過，民主得以滿足個人的小利小益，或許在追求宏大功效的傳統中華文化已被戴上反革命的黑帽推去勞改、馬列的理想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而一併粉身碎骨的現在，德先生與賽先生仍有可能在那片黑暗大陸取得一席之地吧。

　　最後，我還是不免嘮叨幾句：如果沒有精通某件事，任何的評論都是廢話；沒有瞭解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沒有任何資格批評儒家的好或不好──同理，現代社會對西方思維的全盤接受，恐怕只是囫圇吞棗罷了，根本沒有理解西方思維真正的優點與缺陷；但或許是社會氛圍的影響，或是教育制度的崩壞，臺灣人近來越來越喜歡「不求甚解、只要認同」──但如同我之前提出的大哉問：沒有認知，何來認同？沒有花時間、花精力將一件事物的全貌探清，是沒有發言的資格；縱使我們有言論自由，但那不是用來造謠、謾罵跟講廢話的，而是必須進行促進思考的討論。可惜，或許大多數人已經被訓練成只憑自己的好惡、偏見與刻板印象，對自己不願理解的事物一眛排斥及詆譭吧。

　　2015/01/09 23:34‧全書不滿270頁，但花了近半個月才消化掉……

　　※書籍資料：《Traité de l'efficacité》，原作者：余蓮（François Jullien），譯者：林志明；台北：五南，2011年。